[3]法官在从判决理由中抽取先例规则时，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

预备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预备修订城市供水条例、全民健身条例、反兴奋剂条例。要严把审查质量，确保法律法规草案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遵循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有关要求。

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制度，灵活运用小切口、小快灵式立法，不断提高地方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教师法修订草案、广播电视法草案、人工智能法草案。突出政治标准，教育引导立法工作队伍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推进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制定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修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要统筹推进立法项目，加强会商研判和督促指导，确保按期提请审议。

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快清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上位法规定的法规规章，注重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协调，更好发挥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重要作用。三、健全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虽然事前程序权发达于普通法系，但20世纪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国广泛获得确立，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判例不无例外承认这一权利。

下文将撇开词语用法，直接检讨这些词语原本应当描述的立法特性。只要不是对法律的执行，就都是立法权的范畴（包括制定非抽象规范）。即便是在被议会分类为公众法案的法律中，也存在大量（例如《在黑弗灵设置劳改营法》等）直接确定权利义务的法律。[54]当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央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权力下放或地方分权的工作一直在稳妥推进，尤其是《立法法》等法律的制定为地方立法权限设定了清晰的标准，充分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这一类型在我国立法中占了绝大多数，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都通常既针对不特定对象、不特定事项、反复适用，又需要等待后续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来完结对象的权利义务。[31]例如，迈耶提倡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主张一切抽象规范制定权收归议会从而否定自主行政立法，但是迈耶却没有主张议会不可以制定具体规范，相反还予以承认——如《没收汉诺威国王财产法》。

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Otto Mayer）所谓适用抽象法律作出具体行为的行政行为概念正是基于这个时期的归纳总结。例如，如果以立法的形式制定了具体处理措施，那么在现阶段的我国，公民对此不服还能够提起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反过来说，只要某条立法的效力范围特定或已经完结了权利义务，那么都可以称之为具体法、个别法或非抽象性立法。[62]换句话说，在我国讨论行政机关可以拥有哪些自主权限是可行的，但是讨论行政机关的哪些权限立法机关不可以干涉是没有依据的。

第二，在不涉及限制基本权利时，宪法没有禁止个案法（Einzelfallgesetz）的制定可能性。[28]其次，在议会时代以后这种情况也一定程度得到了维持。1.效力范围的不特定性当我们在说某种规范抽象、普遍或一般时，实际上首先指的应当是立法效力范围不特定的问题。本文首先对非抽象性法作了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与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的两种区分，并依此归纳了四种立法类型。

通说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可以对法院实施监督（包括个案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大可以代替法院进行审判，学界对此是没有疑问的。既然域外状况中实际充满着差异与论争，不存在统一答案，那么我国法规范体系下应当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下文予以检讨。

德国直到魏玛后期才产生了以抽象性教义制约立法权的主张，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权力分立。此外，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判例实际呈现出了一种趋势，即逐渐舍弃涉及人数是多是少、涉及事项是否特定、是否可以反复适用的判断标准而转向权利义务判断标准。

但如果第889条仅属于对未来可能涉及行为进行防范的不利管理决定（立法代替行政），那么就并不存在违宪问题。直接针对具体对象确定其权利义务的立法是彻底意义上的违反抽象性或一般性。[47]例如国会制定没收公民甲财产法等，由于涉及到司法独立，是为美国联邦宪法所禁止的。[52]立法平等原则极有可能与立法效力范围不特定中的对象范围不特定有关，也即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可能是立法应当针对不特定人的规范依据，这也是卢梭等法国学者从一开始就宣传法律应当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理由。第一，宪法虽明确将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定位于行政机关（《宪法》第85条、第105条第1款），但实际并非与西方意义上的行政等同——我国绝大多数的行政立法并非西方概念上的授权立法，而是自主立法（表现为上位法的执行细则或职权立法）。三、立法应当抽象是否具有普适性抽象性立法不仅占了我国现实立法的绝大多数，立法应当抽象也是许多主流教科书的当然教义。

例如过去对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讨论也仅是聚焦国务院是否拥有一定自主空间的问题，并非讨论是否存在某些领域属于国务院的固有权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涉足——这是限制人大权限。[44]即便如此，私人法案依旧没有在英国立法例中消失。

（二）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与纵向权力分配结构在肯定了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否定针对特定对象立法可能性后，本文接下来需要讨论的就是：特定事项、时限与地域这三类特定范围的立法是否违反任何现行规范？探究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分析我国纵向权力分配结构有关，并且从结论上说，制定这种类型的非抽象性立法并没有阻碍。[56]这种层面上的纵向结构，意味着人大立法权和行政立法权的行使在理论上应当是人民自己的自我统治，因而只要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任何特定事项、特定时限的立法都拥有正当性，并不违反任何法理。

[6]新近研究，参见门中敬：‘立法和‘行政概念的宪法解释,《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44-53页。[13]从这句话来看，美浓部实际就权利义务或法律阶段对立法进行了两类划分：第一类是两阶段权利义务完结型，必须存在立法+行政行为或立法+司法行为才能彻底完结权利义务，换言之必须要两个阶段才能具体确定法律所涉对象的权利义务。

[17]新近研究，参见胡建淼、胡茂杰：行政行为两分法的困境和出路——‘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引入和重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第90-106页。[53]山本浩三，见前注[19]，第327页参照。按照单纯的形式法律概念……有可能将法律的统治变成立法机关的专制主义，取消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一切区分。[41]其次，制定私人法案是普通法系发源地英国的一贯传统。

[4]参见谢雄军、欧爱民：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及其适用方案,《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82-85页。[10]第三种解释模式是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司法解释和判例中呈现的。

[31]（日）玉井克哉：法律の‘一般性について，芦部信喜先生古稀祝賀《現代立憲主義の展開下》，有斐閣1993年版，第407页以下参照。 注释:[1]例如，参见杨解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在议会制定法中，实际很少存在普遍、抽象的一般法案，反而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件的私人法案占了主流。（一）抽象的三种解释模式对抽象与具体之分较为熟悉的应当是行政法学界，而法理学界却似乎更频繁使用普遍或一般来指代法规范的这种基本性质。

其他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象特定）、《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地域特定）、《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时限特定）、《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事项特定）等都是效力范围特定但权利义务未完结的例子。参见金梦：立法性决定的界定与效力,《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153页。第三，为什么《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要求立法的抽象性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涉及到如何判断个别法的合宪性。在普通法的法治原则中一切行政行为本质都是议会命令的执行，行政是议会授权才得以成立的，那种所谓行政权天然拥有立法权不得侵犯固有权限的施密特式教义在英美是无法想象的。

[63]相同观点，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39页。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法的范畴并非本文讨论范围。

不过，基于上述两种迥异的性质，现实立法往往会呈现一定程度上的交错，根据这种交错可以将所有的法律规范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立法类型Ⅰ、Ⅱ、Ⅲ与Ⅳ。首先，当我们在说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时候，有时实际指的是行政法学上特别强调的自然正义或正当程序原则。

[9]第二种解释模式主要来自德国（包括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法学上的主流分类。例如，具有全国性范围效力的立法实际往往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域适用，换言之不具备地域意义上普遍约束力的情况较为常见。